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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市发布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概括的“北京精神”后，首都对于自身城市的定位、精神气质的培养，已经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应。学术界对此尤感关注。近期，民进北京市委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北京精神的文化阐释”专题论坛，从文化角度，阐释解读“北京精神”，给人启迪。希望从文化角度理解和认识包括“北京精神”在内的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以此推动和提升国内城市发展建设的文化定位和深度思考。

城市精神的核心是价值观

北京精神既抽象又具体。精神不同于物质，不可计量，不是物质设施，不是高楼大厦、楼堂馆所。一个城市的精神是一种文化氛围，是类似“气场”一样的东西，它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你能够感受到。如果说物质设施是一个城市的硬件，它的外衣，那么，氛围、精神就是它的软件，它的风度和气质，是这个城市中人的状态(精气神)。氛围怎么体现?怎么把握?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来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硬件条件、物质设施也许都很好，建筑物、道路、交通都达到一流水平，但是我们并不感到舒服，为什么?氛围不好，气味不相头。这就是说，这个城市的价值观有问题。

因此，一个城市是不是有文化，有高尚的精神，往往可以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中表现出来。这里，市民的素质显得尤其关键。你到一个城市，看城市人的表情，看他是否从容自信，开放包容，他如何回答陌生人的问路、对外地人是否友好，就可以把握这个城市的精神。他的一个微笑就会让你感觉到一种亲切，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厚德”。这难道不是很具体、很实在吗?所以，文化氛围也好，北京精神也好，看起来好像是很虚，其实也很实，要从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做起，因为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文化氛围的一部分，就是北京精神的体现。

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氛围的基础和核心是价值观，包容、厚德等等都是价值观的体现。朴素地说，一个城市的价值观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看重的是什么。有些城市不看重有文化的人，他看重的是有钱的，只是有钱的。这种价值观的差别会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城市符号方面，表现在市民的言谈举止中，于是就成为文化氛围的差别，气场的差别。有些城市虽然它也很繁华，但是它没有文化，没有底蕴，是文化沙漠。

北京：因包容而彰显厚德

厚德和包容是紧密相关的，包容才能厚德。像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既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是非常开放、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北京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精神的突出特点就是包容，它因包容而彰显其厚德。这是北京的一个特别鲜明的风格，一种在中国其他城市很难找到的品德：又古典，又时尚，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聚，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里都有。你既可以到这里发思古之幽情，也可以来这里体现充满先锋、实验精神的文化和艺术。它既有故宫这样的古典文化的精华，也有798这样很先锋的文化艺术实验区。北京对流行文化也绝不排斥，所有世界上著名的流行文化明星，他们开演唱会如果要选择中国的话，北京无疑是首选。所以很多的文化迷来北京，为的就是北京有这种氛围。

北京本身就是一个四面八方的人聚集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大家都有一个宽容的心情才能和谐共处。大家的包容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中。我自己从1985年到了北京以后，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排斥感，首先是语言。你到有的城市，人们相互之间讲方言，即使明知你不会方言也依然讲方言，大学里开会也讲方言。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很难融进去，没有办法融进去。

包容要同时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要给那些特别有才华、禀赋特异的人一个公平的、自由的竞争舞台，让天才脱颖而出。包容不是没有竞争，甚是激烈的竞争，包容只是意味着这种竞争是公平的，以公正为基础的包容才是真正的包容而不是和稀泥。二是给不同层次的人，包容那些在竞争中暂时失败的人，那些社会边缘群体，都能够感觉到这是我的城市，它决不让弱者觉得这个城市很冷酷和势利。这两个方面必须兼顾，一方面要让那些特别有才能的强者能够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也不能只顾着这样一些特别优秀、特别有创造力的强者，同时也要兼顾一般老百姓，让他们也感觉到这是我的城市，要有一种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认同。一个包容的城市应该既是冒险家的天堂，也是失败者的家园。每个人都是北京精神的元素。

美国有一个富豪叫洛克菲勒，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意思是光有钱是不行的，绝不是贵族，今天的城市中不缺有钱人，但别墅、豪车等都不是贵族的标志。同样，一个城市是否有文化，有健康的精神，光靠硬件环境是不行的，主要靠软环境，软环境不取决于有没有钱，而是取决于有没有教养，是否具备诚信、友爱、责任等美德。这种东西是文化氛围、城市精神的核心。

建设软环境也好，营造文化氛围也好，践行北京精神也好，重在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北京这个城市精神重要元素，你就是那个两千万分之一，但正是这每一个两千万分之一，构成了整个城市的整体精神风貌。

一、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是一定的向与量的统一体

文化软实力中的“力”，是一个从力学中借用的概念。力学中的“力”，是一种有大小也有方向的量，即向量(或矢量)。文化软实力也是如此。现实存在的各种文化，都是一定的方向与大小的统一体，忽视其量的大小或忽视其方向性，都不能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

确认文化具有方向性是马克思主义一贯的观点。恩格斯在阐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时，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他说，由特殊生活条件构成的许多单个意志使社会运动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这里他直接借用了力学中向量合成的理论，把社会运动中的意志当作向量来阐述。各种文化也是作为这样的向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作用的。恩格斯还论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因其方向不同而区别为三种情形。一是“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即同向促进作用;二是“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即反向阻碍作用;三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同上，第597页)这里，他是把国家的力量当作一种向量来分析其对经济的作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同样是如此。《决定》对文化的阐述，通篇包含着文化具有方向性的精神。《决定》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文化软实力之所以具有方向性，是由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决定的。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经典论断是我们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及其性质、作用的指南。虽然构成文化的诸多要素并非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一定的文化就其总体而言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影响文化的性质及其作用的因素非常复杂，包含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民族的和地域的要素，但总体上看，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都是反映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并为它们服务的。文化的性质，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同时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文化的作用，终究取决于它同一定的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一定阶段上的历史总趋势为尺度来衡量，各种文化软实力既有大与小、强与弱之分，也有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之别，对社会发展分别起着促其前进或拉其倒退的不同作用，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方向性。

《决定》指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文化之所以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之所以成为艰巨的任务，正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既有大小、强弱的差异，又有性质、方向的不同。如果各国文化都是向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的同质的量，那就难以构成竞争，更不会形成交锋之势，也不会发生文化安全问题。

各种文化并非是同质同向的，但并不意味着其性质方向都是根本对立或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由经济、政治所决定，会出现基本性质、方向相对立的文化，但现实存在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其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有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相互反对或相互合作，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也不是僵硬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表现为“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构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才是在“交流”中既有“交融”，又有“交锋”。我们必须看到各种文化在性质、方向上的区别，但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其作简单化的划分和处理。

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决定》提出要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自我觉醒。“自觉”的主体，是作为一定文化之主体的民族、国家、阶级、政党;“自觉”的对象，是这一定主体的文化。文化同一切事物一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文化自觉，就是自觉认识文化同经济、政治的联系和区别，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自觉，更重要的是认识一定文化的特殊性，即它相对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质和作用，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只有在同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才能真正达到对特定文化的自觉认识。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比较中认识自身，实现文化自觉，既要分析其“量”的方面，更要认识其“向”的方面，并将二者统一起来。

文化具有多样性。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划分。使不同文化区分开来的多种属性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民族性和社会制度属性。文化自觉，最根本的是要认识自身的民族特性和社会制度属性。《决定》的主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我们培养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自觉认识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是中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这两方面有机统一的认识，才是我们所要的“文化自觉”。

各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民族中，由处于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的群体创造的。因此，民族性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决定》中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各族人民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决定》要求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中坚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忘记了“中国特色”或“中华文化”这一基本属性，就谈不上文化自觉。

文化既然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与政治紧密关联而又历史地发展着的，它就不能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不同的社会制度会孕育和滋养不同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它们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有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它在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同盟的进攻下偃旗息鼓，宣告退却;而我们党所主张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党的十五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决定》重申了这一观点。这就在坚持文化民族特性的同时，强调了我们的文化是不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具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文化的中华民族自觉和社会主义自觉的统一。我们决不能离开文化的中华民族特性和社会主义性质，把文化自觉抽象地说成是对人类共同文化现象和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文化的共性、普遍性，但现实中并没有离开具体社会形态而独立自存的“一般社会”，也没有离开具体社会形态和民族国家而独立自存的“一般文化”。离开民族特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去谈论文化和文化自觉问题，是一种非科学的抽象，偏离了我们培养文化自觉的本来意义和精神实质。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这种自信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的统一。

第一，我们的自信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基于科学认识的民族文化自信，并不是否认本民族文化中有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之分，也不是文化上的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我们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种自信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我们自信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因为自觉认识到中华文化中贯穿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已经在长期历史实践特别是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文化自信意味着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与此同时，我们又以积极态度对待国外文化，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为我所用。

第二，我们的自信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我们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因而既有深厚底蕴，又富于青春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我们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和文化发展规律、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自信坚持这条道路一定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如果离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不去分析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社会制度属性，仅仅从量的方面去认识、比较文化的大小、强弱，就难以真正建立起以科学认识为基础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三、文化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同时关注其大小、强弱和性质、方向

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强弱与性质、方向既有本质关联，又有明显区别，其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文化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同时关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强弱和性质、方向，坚持二者的统一。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先进文化必然走向强大，但在现实中未必已经强大，很可能还处于弱势地位;落后文化势必走向衰弱，但在现实中未必已经衰弱，很可能还处于强势地位。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体现着新生事物成长壮大的一般规律外，还同文化及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区别于经济、政治的文化，本质上属于社会的精神生活、精神产品，但思想文化和精神产品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载体而独立存在。因此，文化力量的大小、强弱，首先取决于其思想内容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时与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实力、传播手段紧密关联。文化的本质在于其内在精神，这是文化之魂，但先进的文化之魂需要强健的物质身躯，这是文化之体。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魂与体的统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国土资源、经济、军事等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和政治、文化等因素构成的软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要形成强大的软实力，离不开硬实力的支撑。魂与体、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联，使文化的性质、方向同其大小、强弱之间呈现出复杂的情形。因此，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不能不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文化软实力的“向”与“量”两个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但中国还不是文化强国。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表明它的文化并不先进，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也占有世界头号文化强国的地位，这是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全世界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55%的电影票房收入来自美国。在全世界放映的影片中，好莱坞的电影占85%，即使在欧盟，好莱坞的大片也占高达80%以上的市场份额。(《从数字看美国文化产业》，《光明日报》2011年11月16日，第8版)可见，力量的大小、强弱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必须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一种文化力量的增大、增强并不能自动保证它性质上的先进性，落后文化力量的增强反倒会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必须自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才能坚持文化发展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正确方向，发挥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不科学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辨析不同性质、不同指向的文化，区别对待、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对于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保持正确方向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建设与批判、立与破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规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同时，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思潮、“儒化中国”的思潮、“普世价值”论思潮和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潮，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划清界限，抵制错误和腐朽思想不是简单地否定、排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才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的一切有益经验和积极成果都应该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机制和技术手段都应该努力吸收。

文化软实力的“向”与“量”两个方面虽然相互区别，却又是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必须把它们统一在一个整体中，不能顾此失彼。《决定》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五条重要方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这“五个坚持”确立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根本性质、根本目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动力，体现了坚持文化发展的性质、方向和努力增大、增强文化力量的统一。遵循“五个坚持”的方针，就一定能把文化发展的“向”与“量”统一起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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