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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海北部海底发现的甲午海战沉船致远舰中，舷窗、炮弹等一些重要文物于近日陆续出水重见天日，再现百年前致远舰的英勇悲壮。5日，考古人员提取出水了一枚152毫米副炮炮弹，结合之前的发现，致远舰的武器配备已经完整展现。经过近两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目前已经打捞出水的沉船相关文物种类有60余种，数量有100多件。

辽宁丹东东港打捞致远舰的消息，引发全国关注。由于“致远舰上的文物也将是目前中国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北洋海军出水文物”，因而网友关注的兴趣，往往集中在致远舰和舰载文物上。比如，舰上还有什么文物，致远舰能否整体打捞等。笔者以为，打捞致远舰的真正价值在于，重拾致远号全舰将士英勇报国、顽强抗敌、忠贞不屈、慷慨赴死的铮铮“致远精神”，这种民族魂才是值得切实捞起的无价之宝。正如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所说：“致远舰是以别样牺牲而成感动，又因别样牺牲而化作精神的符号。”打捞致远舰，打捞起的是一段历史，一种民族魂。而国家应该以打捞致远舰为契机，择地建立系统的甲午海战纪念馆。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号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号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日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落海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将爱犬按入水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起壮烈殉国。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威海卫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其实，北洋海军将士们的牺牲精神也同样感动过敌人。当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获悉拒降自尽的北洋海军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的灵柩将用民船运回大陆时，觉得十分惊讶，他说“丁提督力战身败，如果用民船运送他的灵柩未免荒唐。”于是，他提出用“康济”舰载送。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许，伊东祐亨命令停泊在港内的日本军舰停止奏乐，各舰所有官兵甲板集合，在寂静和肃穆中静静地目送丁汝昌等六人的灵柩被抬上已拆下武器的“康济”号军舰。当“康济”舰鸣笛起航驶离刘公岛时，日本联合舰队各舰鸣炮，向北洋海军阵亡将领致哀。

然而，与敌人的敬仰截然不同的是，清廷对自杀殉国的丁汝昌，不仅剥夺了他的职籍，没收家产，还将其灵柩加上3道铜箍捆锁，涂黑漆以示谢罪，并不准其下葬。直到1910年4月25日，经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奏请，登基不久的宣统皇帝才批准丁汝昌开复原官原衔。又过两年方才入土为安。这两个对比强烈的细节特别值得今人认真思考。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已经打捞出水的北洋海军战舰遗物，无疑具有重大的文物价值和意义，但它更应成为一部“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教科书，让“致远精神”不断发扬光大。我们总结甲午战争的教训，不能光看有没有钱，有没有军舰枪炮，有没有战略战术，而是关键要看军心士气民意如何，是不是真正有一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再创辉煌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坚强意志，这一点对于决心和平崛起的中国特别重要。凝聚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共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可或缺。

如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但是，地区冲突或局部战争仍连续不断，恐怖主义也在一直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不仅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德国新纳粹主义也不断抬头。历史和现实不断地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全人类一起来呵护。勿忘历史就是为了让警钟长鸣，我们对甲午战争这段历史了解得越具体，感悟得就越深刻，才能不忘历史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塑造出一个更加美好、和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