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一门课能折算成几篇论文?”“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据《中国青年报》1月5日报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周鼎近日在一篇《自白书》中痛陈了现在高校教学、科研、职称评审中的种种弊病,戳中了高校“青椒”(青年教师)的痛点,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也让高校“教学和科研孰轻孰重”这个老问题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在大学里,教学和科研哪个更重要?如果站在不同人的角度来看,答案显然是不同的。例如,许多校领导和科研、人事处的处长肯定会说,当然是科研重要了,不然自己学校怎么与别的学校竞争?但教务处的处长和教师发展中心的主任则肯定会说教学重要,因为教书育人是学校的主要职责。对于教师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在于他们自身的偏重。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不应成为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解之题。大体说来,普通的教学型大学必须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对教师的考核也应相应以教学为本位。而对于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的“985工程”大学来说,则必须科研和教学齐头并进,并匹配以教师分类管理制度。即少部分教师走“助教—讲师—高级讲师”的教学型职称之路,绝大多数教师则走“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教学—科研型”职称之路。
这方面,英美两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英国,大学给走教学型教师的基本待遇是比照“教学—科研型”教师确立的,二者差距不大。对于教学型教师,校方并不强制他们完成科研任务,他们只要安心地备好课、上好课,指导、督导好学生即可。对于“教学—科研型”教师,大学则更重视自由研究的氛围和研究质量。基于基本年限,只要教学和科研等方面没有大问题,一般都能逐步晋升职称。同样,在美国,不但相当多的教学型大学对教师没有科研要求,研究型大学也并不以课题、期刊、出版社级别和成果的数量来评定教师科研水平。
进一步说,大学不是纯粹的科研机构,所以虽然大学是有科学研究的职能,但肯定不能让教学沦为“鸡肋”。如果我们的大学对教师的评价机制僵化到科研必须无条件第一,且导致众多教师成天为课题、论文而焦头烂额、心力交悴甚至钩心斗角的时候,那么大学就必须回到原点,想想自己的职责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果大学放弃了“以学生为本”的基本要求,违背了教学和教育的核心旨归,那么大学就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甚至不能再称为大学了。
因此我们说,不同类型的大学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恰当地对柯震东吸毒被抓,被称为娱乐圈“乖宝宝”的房祖名(别名陈祖名),也涉及本起涉毒案件。18日晚,北京警方发布通告称,香港艺人陈某某(男,32岁)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拘,台湾艺人柯某某(男,23岁)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北京晨报》8月19日)近几个月频繁曝出的明星吸毒事件,引起各方反应。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和各大演出公司签订承诺书,表示不录用、不组织涉毒艺人演出。而在房柯被抓一事公布的当天,全国数十家媒体的娱乐记者们在微信上成立“全国娱记反毒联盟”,呼吁明星爱惜羽毛,媒体“雪藏”吸毒明星。(2014年8月20日 北京晨报)
像这样的明星丑闻事件在今年层出不群,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明星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果明星自身形象被毁,势必会对公众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对于此类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以整治。那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种丑闻背后隐藏的秘密,看看到底是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究其原因,明星频频吸毒,无非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莫名失落。当一个人成名以后,他就会自然被割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私人部分,另一个是公众部分。明星们虽然星光闪耀,但由于长期压抑本我的需求来适应现实环境和大众需求,他们更加容易出现挫败感和焦躁情绪,即使成功了也会感到莫名的失落。其二,明星身份的虚荣心理。明星之所以选择吸毒来麻痹自己,一是明星群体占有资源比常人要多,更容易触碰到毒品;二是普通人能选择的宣泄方式需谨言慎行的明星却不能,无奈又无助下更容易接受“吸毒”这种方式;三有殷实的经济基础垫底,能够支撑他们长期吸毒。其三,娱乐圈名利所带来的心理失衡。纵观因吸毒而被曝光的明星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他们被曝吸毒时都不是正当红的明星,这一群体更容易出现心理失衡,更容易陷入迷茫痛苦中,一旦遇到毒品的诱惑时,就很难抵抗。
对于明星涉毒事件,我们应该“宽严相继”,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宽在舆论氛围之平和:明星吸毒肯定不应该,招致各方批评与指责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些人大行人身攻击、恶意抹黑之能事,恨不得一棍子将其打死,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客观地看待。对于明星吸毒我们不必过度解读和大肆渲染,以更加宽容、平和、理性的心态待之,给予失足明星改过自新的机会氛围,相信这也是一种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方式。严在国家法治之重典:明星毕竟是社会公众人物,承载了大多数人自然的道德期许和学习力量。宽容不是放任,更不是纵容,上有国家法律的威严,下有社会各界的监督,处于中间的明星,更应该注意维护自身的名誉和形象,更应该努力珍惜来之不易的付出。因此,拒绝明星吸毒现象,一方面固然要靠明星自己内心强大的自律,自觉约束和规范言行,不逾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另一方面,更要通过法律的铁面和重典来对错误进行纠编,藉此修复公众的信心,打牢社会价值观重建的根基。待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切不可一窝蜂地在科研的泥潭中继续深陷下去,荒废了教学这一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