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1.教育体制和制度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作为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因此,贯穿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争相谋求的政策方向,而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新载体新平台,也为学习方式转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与较完善市场机制下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关,教育正在全面适应社会岗位群和人的终身发展的多样化需要,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看出一个趋势,从零级的学前教育到六级的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阶段开始分为职业、普通和综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阶段则把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为两类高等教育,而不是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能够沿着普通学校一直升到学术性学位的,都是少数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前职业教育、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从高职高专到专业性研究生学位,其实都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培训越来越强的优势,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分工的大潮流,也是知识社会就业与雇佣结构“网格化”、“扁平化”的大趋势。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用人部门中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仍旧把学术性学历学位教育当成“修成正果”的唯一途径,仍以全日制正规学历教育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致使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办学方针、教学宗旨、学科专业设置以及师资配备等方面,盲目趋同或墨守成规,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和活力,有些地区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上用人部门的非理性化,已出现所谓“知识性失业”或“过度教育”的问题。
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农村办学条件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评价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现象还比较严重,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突出。这既有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学历化倾向等外部体制性障碍,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
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文本并不难,难的是成为政府、学校和社会自觉遵守的制度安排和自愿履行的行动规则。
3.财政投入不足,教育系统内外之间资源缺乏共享
多年来,尽管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确实在较快增长,而且平均年增幅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要大,占GDP比例从1996年的2.5%一度提升到2002年的3.32%,达到了自1989年对此项指标进行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原来预计2000年占GDP比重提升到4%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特别是2005年经济普查使GDP存量多出2.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2004年更下降为2.79%,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1990~2004年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重从85.6%下降到61.7%,年均增幅一直低于同期的社会教育投入增幅,事实上,中央本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增长基本能够保证,问题是地方财政没有完全到位。在过去15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之中,有7年比上年增长16%以上,其中最高的是1994年,当时为落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刚刚开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果一下子比上年增长了35.38%;还有5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有3年低于10%。政府换届之年的教育经费容易出现较低增长状况,如1998年和2003年,分别在9%、10%上下,但是1993年是个例外,估计是由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具有很大弹性。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是,我国的财政预算内外两笔账,决算必高于预算,经常有超预算收入。由于缺乏财政超收收入等比例追加教育的机制,使得决算时差距很大。
同时,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办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平衡,即使在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于中部地区教育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强弱不一,到了2004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状况继续呈现很大的差异,财政拨款最高的地区比最低者而言,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分别为10.2倍、8.9倍、7.8倍、5.6倍和8.1倍。预计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我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教育与培训活动之间的关系尚待理顺,受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减弱,政府、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之间出现了错位和缺位现象。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正规教育体系内部之间自成系统、自我封闭,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公办学校在法定公共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很难向社会学习者开放,图书、实验设备、实习场所均各自配置。特别是职业学校学历教育仍由不同政府部门主管、规划,长期存在着管理分散、政出多门等问题,劳动部门在执行职业资格准人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方面,采取不同的尺度,在教育内部同样存在着职业教育规划和管理分离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多集中在公办学校方面,许多地方政府的教育规划,还缺乏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全局性的统筹考虑。